不公开的红十字会变黑
6月以来，红十字会一直是国内舆论领域的“当红话题”。7月31日下午3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并首先发布了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有关情况。据介绍，中国红十字下一步还将陆续发布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捐赠信息及善款使用情况。然而试运行之下，这个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就再度带来了让网友热议的话题……
捐赠也能未卜先知？
据网友“HarvardMBA ”在自己的微博介绍：“红十字会今天的玉树地震捐款查询平台蹊跷多多，2010年4月14日地震发生，但一位叫刘德华的3月30日就捐款20万元。3月31日，一位名叫黄晓明的和一位名叫章子怡的也捐了款，而且额度都是20万元。还有3月29日，一位名叫杨千嬅的捐款10万元。”“难道这些人都是先知，早就知道玉树会地震？”
7月31日下午5点，记者也尝试了一把查询平台，发现网友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输入“红十字会”的关键字，共查到100条信息，第一条显示的是2011年6月10日上海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捐赠的586376325元人民币，但是最后两条信息显示为2010年2月21日四川省红十字会捐赠的3870000元和2010年1月15日北京市红十字会捐赠的3480067.90元。如果公布的是给玉树地震的捐款，最后两条的时间完全“不靠谱”。
记者之后又试着查询蒙牛的捐款情况，结果总共出来5条信息，其中一笔500万的记录，和蒙牛于玉树地震后在2010年4月20日的捐款数目非常一致。
最新回应：因为是试运行，定会有各种问题
地震还没发生，捐款便产生了？对于网络各大论坛尤其是微博上各种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也有网友保持了冷静：这样的低级错误很可能只是缘于“技术上的失误”。像章子怡那20万就是捐给西南干旱的，这个查当时的新闻报道可以查证。但红十字会之前一直在宣传这次公布的是玉树地震的捐款情况，估计误导了大家。
果然，昨天18：5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终于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上做出了官方回应：“通过这个平台，公众不仅可查询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信息和援助项目信息，还可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账号的捐款到账信息，如为南方旱灾的捐款、舟曲泥石流的捐款等。捐赠信息平台是试运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我们诚恳希望公众朋友就我们的捐赠平台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
这个回应未免太过简单，因为想探寻更详尽的解释，记者昨天下午一直在尝试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系。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按照其官网提供的三种联络方法，居然全是无效联系方式。
电话——记者拨打电话(8610)84025890，电话没有人接听，语音提示为“您好，您拨打的号码目前暂未使用，请查实。”
传真——拨打传真号码(8610)64060566，语音提示为“欢迎致电诺宝整体衣帽间，中国著名品牌，电话正在转接，请稍候。”多次尝试之后，仍无人接听。
短信——按照网站公布的方式“编辑短信‘中国红十字会’，发送12114，即可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相关信息”，手机收到的回复短信为：“该名址已暂停，请与注册商联系。如需获取名址彩信说明请直接回复CW,信息费0.5元/条。”(扬州晚报，记者王赟)
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提前捐款说不成立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主页上，有“快讯”显示，目前，玉树地震的捐赠者可以通过该平台，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来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的信息，其中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不仅可以查询到捐款信息，还可以查询到相对应的援建项目及善款的具体使用情况。
面对“玉树地震捐款信息发布”查询平台，有网友在微博上指出：在这个查询平台里，输入一些常用的名字，发现大量的捐款都发生在2010年的1月、2月、3月。有一位叫王刚的，2010年1月4日就为玉树地震捐款10元，而3个多月后地震才发生。难道是玉树地震前3个多月，就有人捐款？“提前捐款”的情况，引起网友热议。
针对此质疑，王汝鹏秘书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前捐款”之说并不成立。
“这个信息发布平台的捐款查询，并不只限于玉树地震的捐款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后的捐款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查询到。”他表示，即便是玉树地震发生后的捐款，也不一定全是捐给玉树的，也可能还有捐赠给其他公益项目的。
“财务部门是根据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来区分捐款类别并计入不同的财务科目的。”王汝鹏秘书长告诉记者，“微博中提到的上述捐款人，如果是在玉树地震发生以前捐赠的，那就肯定不是捐赠玉树的，也有可能是捐赠西南抗旱或其他公益项目的。”
未来：努力公布每一分钱流向
对于红十字会开“晒”的捐赠信息，不少网友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红十字会总会要“晒”账本，地方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也该“晒”。“为什么只公布了一些粗线条的收支数字，每一笔捐款的用途、去向，是不是也需要‘晒’？否则，很难让人信服。”
对此，王汝鹏回应称，红十字会正在致力于完善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逐步实现“让每一笔捐款都能查询并知道使用流向”。
王汝鹏告诉记者，红十字总会已经向全国红会系统，提出了“两公开两透明”的工作要求，要求各地方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参照总会的做法，逐步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实现财务收支和捐赠使用信息的公开透明。“希望通过这个发布平台的建立，为全国范围内的红十字会系统，提供一个示范。”他说。
王汝鹏还表示，虽然目前能查到的只是2010年1月11日以后的捐赠，但今后，能够查询捐款的时间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数据十分庞大，仅玉树地震的捐赠就有数十万笔，汶川地震的捐赠更是高达两百多万笔。捐赠数据的录入、处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目前能查捐款的时间范围有限。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的捐赠人数据库，随着这个庞大数据库的建立，今后捐款查询的时间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他说。
此外，针对一些网友提出的同名同姓捐款者太多、难以区分等问题，王汝鹏秘书长表示，“这些也都是我们今后在捐赠数据处理方面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红十字会此次开“晒”账本，令民众对日后的公布情况，也充满期待。而“细化”账目，公布每一笔捐款的用处，公布红十字会运行花的每一笔钱，成为舆论的主流意见。“帐篷采购价是多少？重建的学校中标单位是谁？中标价是多少？助残项目帮助的残疾人是谁？每个人用了多少费用？这些都是我们想了解的问题。”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
王汝鹏告诉记者，公布红十字会花的每一分钱，也是红十字会今后的努力方向。
“在玉树地震捐款支出中，目前只有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捐赠方，能查到具体使用情况，而小额捐款还难以每笔都查询到，这是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其实，社会救助项目的援助资金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小额捐款和非定向捐款，只是目前还没有做到与每个捐款人逐一对应具体项目。”
他表示，“但是，公布红十字会所花的每一分钱，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请给我们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去做。”他告诉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梦婕，实习生 庄发琦 刘智宇)
网友让我们伤心
7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通新浪微博，并于昨晚贴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答博友问》的链接，再度回应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截至当晚11点20分，这条微博被转发2676次，网友留下5085条评论。
就“郭美美事件”带来的影响，王汝鹏在博文中说：“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是由于她的炫富、她虚构红十字会不存在的机构名称和职务，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误解和不满，严重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好事是使我们通过这次事件，看到了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组织建设、业务开展、资金募集、项目运作等方面还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进行研究和整改，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
王汝鹏说，希望公众和媒体能够理性看待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一直真诚欢迎公众和媒体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和质疑，无论哪一级红会组织，也无论红会的什么人，只要出现问题，决不袒护和姑息，一定要查清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
“现在部分网友的情绪有些偏激，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弱势群体以及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我们感到委屈和痛心的。 ”
网上爆料王鼎公司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实际操作方，操作了博爱之窗、博爱小站等项目，对此，王汝鹏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网友反映的这些问题，已经正式致函中国商业联合会请他们进行调查，同时我们也要参与调查。 ”
王汝鹏说，这次因郭美美事件引起的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是某种社会情绪的一次厚积而发，虽然具体质疑的对象是中国红十字会，但值得中国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引以为鉴，并切实改进工作，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提高执行效率，推进公开透明，做透明的钱口袋。
“其实我们一直在朝公众期望的方向努力，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做得还不够，离大家的期望还有距离。 ”王汝鹏说，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今年研发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的原因，这个网络查询平台将争取在七月底上线。
王汝鹏说，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
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三方共赢：首先是要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免费服务或无偿资助；其次是让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益资源，不花钱办好事；最后是要让承办企业有一定的回报，保证可持续性。但这种回报应是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间接获得，而不是从慈善组织或受助方中获取。公益慈善组织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防止好菜变味，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昨晚在微博中说，如果红十字会真的为“部分网友”的观点“感到委屈和痛心”，就应满足更多网友透明公开的要求。
网友“sweety1011”评论：“民意伤不起啊，善心伤不起啊。 ”
网友“LIQUIDREAM”评论：“一个最应该独善其身的组织将自己推到了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上，民众需要的是真相，是公开和透明。 ”(都市快报)
专家解读：信息公开亟待政府出台规范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信息公开在我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涉及到工作作风、方式的转型。“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都是缺乏经验的，因为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传统，就是政府的秘密是秘密，公众的秘密不是秘密。”
王振耀认为：“现在政府开始尝试公开三公经费了，中国红十字会也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红会、公众都要有思想准备。”王振耀说，由于缺乏标准和规范，红会的改进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参照社会的意见，“这是非常脆弱的一种社会结构，造成我们容易走上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不信任这两个极端”。
他表示，国外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和标准，极为细致，一些事情都是反复公开辩论、论证之后才决定的，之后还会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检查、审计、监督，这个专门的人员包括社会上的人士如律师等。但现在在我国，对于规范和标准的建设太过粗放，根本没有规定来明确，“到底到什么程度是完全的公开，不足之处又该如何完善、改进，政府在这方面的建设应该加快速度”。(京华时报，记者陈荞 黄海蕾)
他山之石
香港红十字会：我们的同胞如何做慈善
尽管是周六，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仍选择了“加班”。记者一天前向红十字会“传讯及咨询发展部”提出专访请求，未料当天就得到了确认回复。陈启明说，香港红会有10名新闻发言人，对于任何媒体“有关公务的询问”，该会的规定是“不可以不回答”。
陈启明在一楼的“主席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间香港红十字会最“顶级”的办公室，面积只有9.2平方米，一张橙色单人沙发和一张三人沙发已占据大部分空间，其余部分只能勉强塞进一张茶几大小的黑色书桌和一把椅子。陈启明有些尴尬地说：“不好意思，这已经是香港红会(红十字会简称)最大的办公室了。红会会长曾鲍笑薇(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夫人)和红会主席杨铁梁爵士到访，也是坐在这里。有一回，杨主席就坐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签机票。”
香港红十字会共有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34人，管理旗下医护服务部、国际赈灾部、特殊教育与康复部、青年及义工事务部、输血服务部和秘书处。每个部门的部长和秘书长陈启明的办公室都是9.2平方米，其他均为开放式办公。
据陈启明介绍，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始建于1964年，由当时一位叫Anne Black的港督太太筹建，一直使用至今。三层楼的总部可以容纳150人，而现在红十字会带薪员工已经超过1500人，大部分在血站工作。“香港红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组织。在香港，甚至还不是一个主流的社会福利机构。”陈启明说。
记者在红十字会总部办公室墙壁上，经常看到一红一蓝两个可爱的卡通小人，蓝色小人的帽子上有个“Q”，而红色小人的胸前有个“M”的标记。陈启明告诉记者，这两个卡通形象是三四个月前董事会开会讨论通过的，代表着“QualityManagement”(优质管理)。
“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我们一共收到13亿港币。这笔巨款，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陈启明举例说，对于香港红十字会来说，透明度是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标准，过去每一个捐款者(匿名投入捐款箱者除外)都能在捐款三星期后，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查到捐款走向。但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于香港红十字会面对13亿巨款不堪重负，有些捐款者直到5个月之后才收到红十字会的收据。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再到日本3?11大地震，港人的人均捐款始终是世界第一。这也让香港红十字会决定做出一个重大改变：“以前，我们一直是以发展服务项目为主。接下来这几年如果世界上没有重大灾难，希望我们可以优化管理，制度的建设、人力的培训、科技系统的提升、科技的自我监控，这些制度要在两三年里建立起来。”
“就拿刘翔和姚明来说，如果他们透支太多，身体承受不了，可能严重到提前退役。而香港红会需要做到可持续性发展，服务量太大必然会导致管理不善。一旦你处在高峰的时候，也正是你开始跌落的时候。”陈启明说。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管好13亿”
在香港红十字会官网上，可以看到从1999年至2010年的年报，每一份年报均列出筹款报告和财务收支。每份年报均附有“核数报告”，即长达50页左右的全英文专业报表。
以汶川地震赈灾为例，年报显示：2008-2009年度，内地及海外赈灾及发展捐款收入13.48亿港元，其中5?12地震赈灾及重建所收到的捐款13.11亿港币。
在其后的项目说明中可以看到，实际捐出数额为13亿港币。赈灾计划包括地震后前两个月内先后三次派出香港医疗义工队共20人次，赴四川省重灾区服务2000多村民；在四川派发了6280个帐篷和睡袋，8962个家庭包，在甘肃省派发8500箱方便面和22069床棉被。
陈启明回忆说，汶川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每天接到4000个捐款电话；红十字会捐款网站点击量每秒钟1000次；每天晚上6点，各路媒体就会打来电话询问当天收款总数。香港红十字会电脑系统一度因负荷过重而瘫痪，他们通宵进行系统升级后，第二天才正常运作。
港人的爱心善款很快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香港红十字会接受过最多一次爱心善款，是2004年东南亚海啸时的6亿元。
陈启明直言，“善款实在太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地震过后两三个星期，香港红十字会请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常驻总部，帮助进行内部审计。
这种内部审计并非审计红十字会的账目，而是审计他们的内部控制水平。比如地震发生后，普华永道的专业人士发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常背着装满钱的麻袋，从红十字会总部走到附近的银行存款。尽管两个地方很近，但依旧有遭遇抢劫的危险。专业人士询问红十字会每天善款运输的意外保险保额是多少，一听只有50万，不禁连连摇头：“一麻袋的钱都不止50万，保额才50万，怎么才能保证爱心人士的善款安全？”红十字会立刻听取意见，增加善款的保额。
针对类似东南亚海啸或汶川地震这种特殊大型灾难，“当灾难的严重程度超过当地能力范围时，我们选择自己在灾区建办公室，一起参与重建的图纸设计，一起报价，直接付款给供应商。”
香港红十字会选择供应商，有自己的一套标准。“2000元以上的，要2家报价；5万元以上的，要5家报价。我们的标准是：同价则优，同质则平。”
陈启明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自1991年参与华东水灾救助后，参与内地救灾活动整整20年，已经积累了一个丰富“资料库”，拥有20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一旦发生类似汶川大地震，这20个供应商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他们会采用“临时采购”。“我们在网上找，找到一个，和他联系，请他报价，如果是以前没有合作过的，我们派一个工作人员去他的工厂看看，看他的规模和过去的产品样品。当然，我们不是专家，大米有大米的标准，医疗器材有医疗器材的标准，帐篷有帐篷的标准。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大米的不同标准有一定的理解，医疗器材就要问内地的专家了。”
目前，香港红十字会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赈灾工作，已经完成了“紧急救援”、“初步扶持”、和“重建”三个阶段，正在进入最后的“备灾”阶段。据悉，13亿善款共用去9亿，还剩下4亿。
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了初步善款分配预案。其中，行政支出预算占到1.5%。
目前位于四川德阳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援助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共有超过50位带薪员工，此外，位于成都的赈灾办公室仍有5位香港人和5位当地带薪员工。
据《青年参考》报道，四川德阳市主管“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陈绍勤在接受访问时透露，该项目当地工作人员的餐费，“最高可报13元”，如果是出差，则“午饭最高25元，住宿每间不得超过260元”，而在重要宴请时，“每个人不可以超过50元”。
“这些善款都是爱心集结而成，我们非常注意节省行政经费。”陈启明告诉记者，2008年香港红十字会实际用于汶川赈灾的行政经费支出，为善款总额的1.6%，跟之前的预算相差无几。
“我们曾拒绝政府的合作邀约”
在香港，有一些民间审计师或团队，会对6600家慈善资助进行“信誉度”排名。其中，最出名的团队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简称“社联”(HKCSS)。每隔5年，社联会进行一次民意调查，让香港市民选出可信的慈善团体。最近两次评选，香港红十字会都名列前茅。
陈启明分析说：“我们高度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与任何团体合作，都抱着非常小心的态度。”
他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不排斥和商界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能模糊公众对香港红十字会纯人道的、独立运作的印象。”
由于担心与企业长期合作会让公众产生混淆，香港红十字会目前与企业的合作都是一次性的，常用的合作模式是企业作为赞助机构支持该会的某个活动，或者重大灾害发生时，由企业利用自身商业网络筹款，再将善款交给香港红十字会。
陈启明强调说，红十字会绝不笼统地说一个活动是“合办”的。比如香港一些企业或者“富太太团体”会定期搞一些“义卖会”，“我们对义卖会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通过义卖，是把所有善款都捐给我们，还是把善款扣除产品的价值再捐给我们。所以，在这类活动中，我们的身份不可能是合办方，红十字会只会以受惠机构的方式出现。”
事实上，不仅对商业机构，即使面对香港政府的合作邀请，香港红十字会也同样不允许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定位受到影响——尽管香港政府每年会出资来购买香港红十字会的服务。
几年前，香港政府在全港推广“每个人都是灭罪大师”的公益活动，组织青少年一起参与打击犯罪分子。香港红十字会青少年志愿者共1.5万人，于是香港政府向红十字会抛出橄榄枝，希望其青少年志愿者能参与这次行动，在家附近看到可疑人物，可向当地警察的联络处报告。
陈启明回忆，当时香港红十字会进行内部讨论：虽然这是推动青年人社会责任心的好事，但是“灭罪大师”跟红十字会本身的品牌并不符合，不免让人对该会形象产生混淆。红十字会拒绝了此次政府邀约，而有关决定，其后只会了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他们亦表示决定合适。
“当年政府很不高兴，但我们红十字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打击歹人。所以就不好意思啦！对此政府也没有办法。”陈启明说。
除了商业团体和政府，香港红十字会对普通民间团体的“合作邀约”也设有一定的门槛。前几年，有一批关注艾滋病药品专利权问题的民间团体，呼吁让部分艾滋病药品免专利费，以便用便宜的价格供应给病人。这个目标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但经过红十字会调查，发现这个项目的发起组织鱼龙混杂，既有环保团体，也有政治团体和人权组织。最后，经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投票表决：红十字会在自己的官网上发表“支持免艾滋病药品专利费”的立场，但不会作为联盟的一分子参与。
“我们觉得，一个品牌的公信力，不仅仅是透明，还要考察它是不是单纯地为了目标而服务。保持作为人道机构的单纯性和独立运作很重要。”陈启明总结说。
“我们有时候会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根据香港红十字会统计，该会每年在香港媒体上的报道量为1200多次，平均每周50多条，在6600家慈善机构中位于前列。但在过去三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出现过5篇左右的“负面报道”，主要涉及两个案例。
第一则是有一位志愿者在做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太过热心，长期在太阳下暴晒导致中暑，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结果被媒体指责浪费社会资源。
第二则关注度更大一些，内地也有部分媒体跟进报道。2008年1月，香港一名52岁的病人因在香港屯门医院输血，竟被感染“荧光假单胞菌”后死亡。事后化验显示，输血的血包及病人血液样本均含有“荧光假单胞菌”。血包提供方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
当时，中心人员介绍他们在收集捐血者的血液后，会抽取30毫升血液进行化验，而肇事的血包，当时测试没有细菌，捐血者身体状况也无不妥。而血液的贮存、处理、运送，都是按规范操作。但香港红十字会的卫生处理水平依旧受到媒体质疑。
“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找到第三方专家成立调查组。由于“荧光假单胞菌”在血包中出现的情况极其罕见，专家一时间都找不到原因。经过两个星期多处实地调查，并与医护等人员会面，抽取样本进行微生物测试，调查小组主席袁国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血包在运送过程中有可能被盛载的发泡胶箱内的“倒汗水”所渗入而污染，继而输入病人体内并造成死亡。调查小组形容事故为“非常罕见的单一个案”，并无人员须对事件负责。
陈启明说，香港红十字会在每项活动结束后，到会召开一个“评估会”，一旦发现错误，首先不让它恶化，其次不让它重复发展。“香港屯门医院输血死亡”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立刻优化血液运输流程，当血包从冷藏库拿出后，先用塑料袋包好，再送入运输车，避免“倒汗水”渗入的可能。
“由于我们是实际参与者，有时候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看不到自己的盲点。那就需要社会公众和委员会来监督我们。”陈启明表示。
陈启明的上司，是由34人组成的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主席委员会共4人，主席杨铁梁是香港前任大法官，两名副主席都是专职律师，担任“义务司库”的是一名来自汇丰银行的风险管理大师。董事会成员共有30人，多为专业人士和慈善家。每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卫生署和教育局会给予红十字会一些资助，并由此产生了4位来自政界的代表。
“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
陈启明介绍说，每年新员工培训，都会告诉他们一条：做慈善，不需要争第一。比如，有员工向陈启明建议，把香港红十字会的“急救服务课程做到全港第一”，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结果遭到反对。
“第一当然好，但为了争取第一花太多的资源，我就觉得不一定需要了。作为第一，我们的教材不能跟其他人分享，其他人要就得买我们的教材。我说应该不收钱，越多人学急救知识最好，只要他们标明教材来自香港红会就可以。”
他举例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慈善组织来到重灾区，挑选了一些肢残儿童，为他们免费安上世界上先进的电子假肢，价值20万一支，吸引来媒体纷纷报道。香港红十字会筹建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选择的是5万元一支的假肢，在市场上，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
当时，红十字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应该选择最好的，但另一位认为为灾区孩子装上20万的电子假肢，万一坏了，要拿去上海维修，很麻烦，另外孩子长大要换假肢，习惯了电子假肢后，让他重新适应链接的假肢，会更加痛苦。最终，红十字会采用了5万一支的假肢，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计划在5 年之内，训练更多的假肢理疗专家，为肢体残障人士提供“一站式”康复训练。这样的“一站式”康复训练，在四川灾区，几乎没有。
“一些慈善团体用20万元的假肢标榜自己的专业性。但我觉得，用救灾标榜专业性，是一种虚荣感，这种方式红会不采取。红会应该平实一点，务实一点，把自己的名誉、虚荣放在次要的地位。”
“基本上我们不拒绝任何媒体”
记者：听说香港红十字会有条规定，面对媒体采访邀约，不可以说“NO”。是这样的吗？
陈启明：基本上我们都不拒绝任何媒体。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当然，要是媒体问一些私人问题，比如你问我陈先生你的工资是多少呢？我就可以不答。这是个人的资料。但是一些机构的资料，比如你机构里聘用多少人，总体的工资该是多少？我们是不能不答的。
有些媒体希望能够了解我们的员工的心态问题，一些工作感受的问题，这类跟公务没关系的问题，我就让员工自己决定要不要回答。如果是关于财政、服务、服务质量、管制系统、委员的组成，只要你问了，我们就必须要回答。
记者：看到7月6日的新闻报道说，香港红十字会的总部目前土地被政府征用，政府批出九龙海庭道给红十字会建新总部。我看到新大楼模拟图，是一栋高层建筑，很气派。你们是如何筹得建筑费用的？
陈启明：政府给了我们象征性的地价，仅1元港币。大楼占地面积是原来的四倍，而且需要建11层，新大楼建设费预计在4亿左右。我们红十字会正在积极为自己筹款，在官网上也设立了为建新大楼筹款的项目。其实，我们从2002年就希望重建总部了，近十年里，香港红十字会发展很快，带薪员工从500多人上升到1500人。
但是筹款始终很困难。香港慈善家邵逸夫捐款1.2亿，是这个项目头笔捐款，目前我们已经向社会筹到3亿多了。仅三层楼高的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楼香港红十字会义工向独居长者送上棉被以表慰问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时候就需要媒体代表社会力量来监督我们，这也是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外滩画报)
(本文综合扬州晚报、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都市快报及外滩画报等媒体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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