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叶正是军工企业最不景气的时候，艰难到双职工家庭不得不使用积蓄才能度日，所以我的大学念的很苦，每月只有五十块钱的零花，这还是外婆给我的，而且还选错了专业，几门数学课程念得我苦不堪言，但是这苦很有滋味，打工赚钱，读破万卷书，与青梅竹马的女友一起畅想我们的未来。
坦率的讲，按照我的成绩不能算大学毕业，高数以及运筹学，统计学……等等的课程，成绩单都是个位数。但是我学会了更重要的东西，对真理的渴望，对丑恶的憎恨，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爱永恒的责任。
也许大学没有将我变成一个博学的人，但确实使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我也许无知，但我并不无良。
我认为，大学生活如能够给予一个青年与同龄人朝夕相处，抵肩磨砺的机会，即便这种磨砺的结果要看个人天赋，那么这几年时间便是值得的，至于文凭，引用卑斯麦的名言“只是一张费纸”。
不过，在我的大学时代，自费完成大学四年学业的花费是一万元，我的女友便是如此得到的学位，这约为一个企业中层干部月入的十四倍，而今天，母校公费生的学费也是这个数目的两倍。我的一个在北外做讲师的好朋友，七年前读硕士的学费是六千元，而04级同专业的表妹则是涨了两倍拐弯，而今年入学的则涨到一万八千元，费用涨了三倍。
我曾向导师请教过恒准学费测算的问题，老头子长叹，既而黯然。虽然我的学力很不成器，但是对于一类院校每位学生一年六万的费用仍旧无法理解，虽然这个数字一降再降，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不发达省份普通本科年费用约为五千元，即便是这个数字，一学年为三十六周，日均费用约为三十元，如果一个班级的人数为三十人，大约可以冲抵十位教师的薪水。
如母校，本科生，研究生总数为三万人，教授三千名，如除科研经费外的一切费用全部自理，那么得出的结果是，学校可以略有赢余。
这样计算的基础是，事业单位隶属公共资源，本身不以赢利为目的，其建设费用来自国家税收，其运营费用来自公众。
但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有巨大的缺陷，教育与剧院，体育场，官邸以及行政费用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与医疗，保险这些公共资源也不能类比，因为教育机构的产品不但标志着当前生产力，同时也关系着未来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乃是一个民族兴旺的根本所在，其投入也根本不该以其是否能够自负盈亏来评价。
但是，即便使用这种将教育看作普通公共资源的错误计算方式，依旧达不到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标准。
当看到北京上海高校的费用标准后，这个疑团才解开了，中国的学费恒准测算包涵了两个因素：级差地租与级差工资。
中国教育部将自己当作了“中国初中高等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请大家原谅，这里将两个“中国”做为定语，耻辱放在了这个可耻的赤裸裸，以利润为中心的组织前面。
在商言商，教育部是成功的商业组织，是继“中国医院集团有限公司”之后崛起的专横垄断组织，区别是前者出卖的是民族眼前的健康，构筑肉体上的东亚病夫，后者是出卖民族未来的发展，构筑精神上的东亚病夫。
铜臭所至，白衣天使可以化身为炼狱恶魔，灵魂工程师也可以进化为灵魂敛钱师。
罗斯福的智囊莫利博士曾经说“公共资源一旦为利益驱使，国家职能将毫无例外的堕落于对金钱的追求之中，而终结一切的革命之火也会如期而至。”
读山本五十六传记，有一句话让我灵魂震撼——“正因为吃不上饭，所以才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大力兴办教育。”日本明治初年，长平番武士叛乱，与政府军激战三日，七千精英付之一炬，人民生活陷入极度的苦难之中。但正是这种苦难，长平人采取募集的形式大力兴办教育，聘请当时一流学者担任中学校长，月薪达到了一百二十日圆，而当时，一位纺织女工每天劳作十六小时，月薪仅为半块日圆。山本是通过这种乡里会的救济考取了军校，并且直至他被尼米滋的航空队击毙为止，他从没停止过向乡里会捐款鼓励教育。
而另一位慨叹“唯一的失误是教育”的老人，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捐献了二万元给希望工程，这大概是他后辈一顿晚餐的费用。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丝毫的，甚至是安慰性的修正他的巨大战略失误。
平均教育时间与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必然相关，这种缺失的直接表现便是单位资源产出比，缺乏教育的农业人口无法转换成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他们只能从事高能耗，高浪费的资源密集与劳动密集产业。
这是一种可以快速激活经济的方式，但同样也是一种虚假的增长，为了眼前利益，我国五十年内的经济规模成长上限至少缩小了四倍。
虽然我国的人力是近乎无限的，但是即便消耗了所有资源，甚至了包括全世界的剩余资源，按照我国的资源产出比，我们依旧无法实现充分就业。
我们使用了仅次于美国的资源，但是产值仅为其1/10，我们已经不可能从全世界再获取更多的资源，即使我们不惜代价获得更多的资源，其结果也将通过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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