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吸取其他民族的经验。而早期影响人类经验交流的因素主要是地域。处于人类文明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远的民族，由于明显的地域优势，他们的文明能够较快的发展，当然也包括许多差距不大的民族文化互相同化而融合。但地处偏僻的民族就没如此好运了。同属蒙古种的印地安民族和澳洲土著被隔绝在遥远的孤岛上独自生活着，尽管地域偏远使他们免受侵略的威胁，但他们与地球其他民族的差距越来越大。当其他快速发展的民族打破地域界限接触到这些民族，后果可想而知，因为两个差距过大的民族文化相触时，同化或融合的可能性会很小的。尽管我们今天可以轻松地以道德观念来评介高加索人对这些民族的侵略，但独自反思也无法肯定我们如果先登陆美洲澳洲会怎样干，因为毕竟我们与那两洲土著在文化上的差异远大于准格尔部落。
今天地域距离已无法影响人类在文化，科技和思想上的交流。妨碍民族间交流的主要因素是人为限制。确实通过对传媒的控制可以使民众无法了解与外界的差距，但却不能消除这一差距。而这一差距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威胁。清朝政府的文字狱及闭锁政策曾经掩盖这一差距，然而延迟的危机以更强烈的形式爆发，连改良的机会都丧失了。因此无论以何种理由（宗教或意识形态），一个民族如无法接收外来信息，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进步由此而停止。尤其是地域界限已不存在的今天，这种停止对民族文化的生存是极其危险的。清朝政府最后1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超越，并将这种优势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战败的日本再度与中国回到同一起跑线上，再看今天的中日差距。常人，无论是个体或群体，都会失误犯错。但不可能连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否则就是病态。
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古国多建于大河流域，如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数千年来一直以农耕经济为主，而对这些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进行管理的最佳模式即是专制集权。其有效的组合了几乎无经济往来的各农庄的力量，防御游牧部落的入侵，及开展跨农庄的水利灌溉工程。中国尽管是文明古国中地域最偏僻的，但因选对了制度而繁荣强盛。而作出这一选择的恰恰是地处西北，最易与中亚交流的秦国。与这些成功的民族相比，布须曼人，卑格米人这些未来得及赶上的民族被无情的消灭或几乎消灭了，要知道这些民族曾经和我们一样强盛过。
近300年人类社会发生了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被工商文明逐步取代，这一取代充斥暴力，又因为工艺技术的进步而血腥异常（如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今天无论自愿还是被迫，绝大多数民族已步入商业经济。而民主制度正是商业社会必须的管理模式，如果我们坚持用管理农耕社会的方法来管理这个国家，我们将丧失机会。因为专制集权制尽管是一种起源于农耕社会的文明，但进入商业社会的今天它已失活。民族的竞争实质是一种文明的竞争，先进文明必然战胜落后文明。坚持失活文明的民族最后必然成为该文明的随葬品，而放弃已死亡的文明，转而接受先进文明的民族必然会获得新生
摘自：网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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