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可
羊年的正月十五，是花炮摊主方广民近十年来第一次和家人一起“闹元宵”。因为他在五环内的花炮摊，早在大年初五就按规定撤了摊儿。
今年是北京燃放烟花爆竹“禁改限”的第十年，方广民是这十年的见证者。
四十出头的方广民寸头方脸，身板儿挺直，这位生在菏泽的山东大汉虽是牡丹城中人，却不爱牡丹爱炮仗。年少时曾经自己找做炮的小作坊买火药，撕下书本上的纸搓炮，夜里趁大人都睡着了，自己偷偷跑出家门，放炮过瘾。
2005年，方广民在北京亚运村一家洗车行工作。那年，他偶然听到广播里提到“禁改限”，方广民的心思活络了，直接找单位领导汇报：咱在门口开一花炮零售点，这么多来洗车的客人，哪怕一人买一箱，那也是好大的买卖呢。
领导觉得有道理，当场拍板采纳了方广民的建议。方广民扭头就到亚运村街道报名，成了亚运村街道“禁改限”政策颁布后第一个递交零售摊位申请的人，后来他又成了该街道第一个获得销售执照的摊主。
2006年春节，是“禁改限”后的第一个春节。方广民本来想着自己第一次做花炮生意，应该谨慎点。没想到开卖第一天，方广民就发现自己保守了——花炮摊一开门，就被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送来的货还没搬进炮摊，就被“抢”光了。
短短十几天的销售季，生意一直火爆。每天补货、抢货，供货商都有些跟不上趟儿了，真是“有多少卖多少”。直到现在，方广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第二年，方广民吸取教训，零售点从1个增加到3个，第三年又增加到了4个。
那真是烟花爆竹销售的“黄金期”。方广民老家的亲戚也都来北京帮忙，“方家军”在花炮行很是有名，“每年挣出一辆好车钱不成问题。”靠花炮生意，方广民的捷达车也换成了奥迪A6。
钱虽挣得不少，可花炮生意是方广民几个生意中最苦最累的。寒冬腊月，要成天在没有暖气的摊位盯着，晚上为了看摊，只能窝在货车里凑合一宿。“要不是喜欢花炮，我早就不干这行了。”
“黄金期”并不长，方广民隐隐觉得，花炮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了。从2011年开始，全市的零售网点、进货量明显下滑。滑梯一坐上就再也止不住了，最近三年，花炮生意更显艰难。今年，全市花炮零售点从鼎盛时期的2000多个减少到了不足1000个。
今年春节，方广民的花炮摊设在了中华民族园正门往东的大路口。做了十年花炮生意，方广民交了不少朋友，每年朋友们都来照顾生意，他也乐意给朋友打个折扣。“花炮是有点儿贵。”方广民坦言，他认为这也是花炮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的原因。2005年，最贵的组合烟花900多元，今年，最贵的组合烟花1680元，买的人不多，方广民只好打折促销。“市民的环保意识也提高了，怕放炮污染环境，买炮的人也就少了。”
如今，方广民全家都在北京，他也希望北京的蓝天能多些再多些。每年进货，宁肯成本高，他也全进环保炮。“咱北京地区销售的花炮，环保技术越来越高，很多都有低硫甚至无硫技术。”
方广民觉得，过年还是得放炮，不放炮，那还有什么年味儿呀！但得适量。政府可以采取集中燃放的措施，百姓少放甚至不放，由政府选择地点，集中燃放，集中处理。“这样，年味儿不丢，也能更加环保。”方广民建议。
花炮生意难做还有个原因，就是公款消费的少了。“就算我生意不好做，我也高兴，这说明咱国家对公家钱管得越来越紧了，谁也不能乱花公家钱。”方广民说。
方广民的一儿一女也都遗传了父亲对花炮的兴趣，不过他们都是环保爱好者，放炮适可而止。方广民的女儿方琳今年14岁，别看小姑娘刚上初二，她写的有关空气污染的论文在北京“美境行动”中获了奖。今年，方琳正准备一篇几万字的论文，论述有关北京市对于烟花爆竹管理方面的问题，她想给政府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今年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卖花炮了。”老方说。出于安全和盈利考虑，明年他打算彻底退出了。但他还是会关注花炮、关注环保，他期盼能找到燃放花炮和环保之间的平衡点，他期盼北京的蓝天能越来越多，年味儿也不要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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