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多家花炮厂诉省政府一案，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日前，隶属于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的中安在线网站发布消息称，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政府71次被推上被告席，其中20起已经审结，而花炮厂诉省政府案则是省政府唯一“被一审判决行为违法”的。
2013年底，安徽省政府出台“45号文”，要求一年内关停全省所有烟花爆竹企业，且企业无论大小，省政府每家补偿80万元。2014年6月，安徽24家规模较大的花炮企业联合行动，先提行政复议，再向法院起诉，一度被拒绝受理。合肥中院于2014年11月受理本案，今年4月做出一审判决，确认安徽省政府的行为违法，并要求省政府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判决作出后，诉讼双方均提出上诉，省政府认为其行为“不应成为法院直接审查的范围”，花炮企业主则认为，只认定行为违法，却未明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补救措施缺乏可执行性”。
一起标志性的“民告官”诉讼，省政府成为被告，且一审省政府被判败诉，这些不同寻常的元素都是各界瞩目的理由，但其正在进行中的二审却并不那么顺利。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原定于7月9日开庭的本案二审并未如期开庭，安徽高院表示，因法院收到部分花炮企业主邮寄的撤诉申请，“法院需核实企业主的身份，并调查该申请是否为企业主真实意愿的表达”。撤诉是否自愿之所以留有疑问，是因为多位企业主向媒体表示，撤诉申请是企业所在地政府胁迫其签署的。
“民告官”(行政诉讼)这事，一直不容易，过去是这样，现在可能有所好转，但依然不如民诉、刑诉这两类。“民告官”案件变得特殊，判决结果的各种数据(政府胜诉率奇高)迥异于其他案件，背后是法院在面对行政机关时的先天底气不足——— 各级法院本身的人财物等处处受制于地方，这也是新一轮司法改革试图下大力气改变的局面。此次花炮厂诉省政府案的一波三折，不仅让人得以看到行政诉讼固有的一些老难题，同时可能还有一些干扰司法(或者说隔绝司法)的新手段。
在已经推开的立案登记制改革背景下，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诉讼案件“爆棚”现象，以前被用各种理由挡在法院大门之外的诉讼，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因为此项改革而立案，正如安徽省政府“今年上半年71次被推上被告席”。但必须提醒注意的是，民告官中所谓的“告”，绝不仅仅是能立得了案，还应当而且必须包括司法机关面对已经立案的各种诉讼时，能中立、公正、专业地对待每一个诉讼参与主体，哪怕被告席上坐着行政机关一把手。整个行政诉讼流程中，民告官要变得趋于常态、且符合司法属性，那就应该逐步回到渐趋正常化的诉讼结果，行政机关也要充分尊重司法判决。起诉爆棚，依然败诉率畸高，则改革将浮于表面。
过去“民告官”官司相对民事、刑事案件而言总量不多，并不是因为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能力强，没有违法行为、不存在行政纠纷，而是由于并不通畅的诉讼渠道遮蔽了此类社会纷争。同理，新一轮司法改革一些措施推开，各种政府机关越来越多地被推上被告席，这也并不说明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在降低，恰恰相反，可能政府在向着依法行政的方向努力，而司法机关同样在试图回到纯粹的法律属性。由是反观花炮厂诉讼的二审遭遇，地方政府威胁花炮厂撤诉，与此前湖南衡阳发生“血铅案撤诉潮”一样，都是阻碍公民依法行使诉权的行为，因登记制改革的推进，已将“阻击战”的战场前移到了法院大门之外。
司法改革的各种措施、设计为各界所瞩目，但好的改革措施绝不能像花炮一样只是听个响、看个热闹，而要逐条逐项落到实处。司法改革走出“花炮困境”，在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切身遭遇能有改观，以及在面对与既定改革方向相悖甚至试图阻挠改革推进的行为时，要拿得出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地方政府干扰司法程序，对涉事责任人与机构要有切实的惩罚，行政机关做错了事，法院也要敢于做出政府败诉的判决，而不被非法律因素所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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