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
雾霾压城，选择禁放还是选择传统
刘采萍：要空气洁净，还是要春节喜庆，专家这道选择题够狠。两位怎么回答？
周东飞：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没有非此既彼。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对错判断题。
烟花爆竹的讨论，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至少十几年前，很多城市就已经掀起过多轮的“禁炮”风潮。禁止的理由当中，有容易引发火灾、污染空气、伤人、浪费，等等。污染空气是其中的一条。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雾霾两度袭击中国，“对面不相识”的窘境已经让民众有点草木皆兵了。
李妍：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禁炮之争，就是民俗和权利之争。持禁炮论者，认为春节放鞭炮是一种恶劣的民俗，干涉了他人权利。不过，我倒是认为，春节放鞭炮由“禁”改“放”之后，近两年放烟花鞭炮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烟花遇冷的现象，其实也说明，所谓“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正在走向选择的理性。放还是不放，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 当这样一种娱乐权，面对个体的健康权、环境权时，哪种权利应该选择后退一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理性的答案。
刘采萍：在办公室做了个小调查，没想到我们这么几个人，对此问题竟然分成了四种观点：坚决禁放派和反对禁放派——— 这当然都是传统意见；如今还加了个“根据天气情况有条件禁放派”和“要求把禁炮问题交全体市民投票表决派”。看来，大家在这个话题上的分歧，由于雾霾的影响，更复杂了。
周东飞：我们家是不放鞭炮的。小时候家里放鞭炮，那真的是习俗。长大了，从来没有意识到年三十夜里要放一挂鞭，甚至也不贴春联。我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挺好的。但同时，我也不反对别人放鞭炮。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刚才李妍说到权利，我觉得选择放鞭炮也是一种权利。几千年如此，你忽然要求人家不放了，那就必须拿出理由来说服，不是出台一个地方法规那么简单。一些地方有放孔明灯的习俗，现在城市里肯定是禁止的，因为道理一说大家都理解——— 孔明灯放到天上会变得不可控，很容易引发火灾。现在提“禁炮”同样需要过硬的理由。雾霾治理很迫切，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只要提出“禁炮”，就天然具备了无可争辩的威力。
李妍：这点上，我倒是有点流俗，鞭炮开禁之后，我每年都要放一回烟花爆竹。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关注每年燃放的状况。记得才开禁那两年，到处燃放的烟花爆竹，把整个天空炸得烟尘滚滚，第二天必定见不到太阳。那时不知道烟花爆竹释放出来的是什么，现在算是明白了，原来就是PM2.5，把整个天空搞得一片灰霾。
也许是亲眼所见污染如此严重吧，此后，我们家放炮的量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我发现，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才说，在放鞭炮这件事上，无论你说是民俗也好，是娱乐权也罢，大家在自由的环境中，选择会逐渐趋于理性。现在，面对大面积的雾霾污染，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会根据环境状况，理性选择。
责任
“拯救蓝天禁放爆竹”，是不是瞄错了靶子
刘采萍：因为雾霾可怕，鞭炮是不是变得更“危险”了——— 在微博上，网友为此吵得热闹。我觉得自己没法支持“为拯救蓝天而禁放”的观点，因为我不知道雾霾和放炮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
周东飞：燃放鞭炮会给雾霾天气雪上加霜，但是燃放鞭炮本身并不是雾霾的主要来源。燃煤排放、汽车尾气、工地扬尘等，是PM2.5的主要来源。燃放鞭炮，一个是有时令性，也就过年这几天；另一个，燃放数量也不是无限制的，趋势是越来越少。
我们对于雾霾的认识还在深化的过程中。比方说，最初大家异口同声，说你开车就是PM2.5的制造者，这也没有大错。问题是，当我们知道中国的油料含硫量标准居然是发达国家的10倍，心里可就是另一番滋味了：少开车可以，但是用劣质燃油所造的罪孽，远远大于开车时间的“贡献”，这又怎么说？
不是给自己找理由，而是说那种自以为站到道德高地上，喊一嗓子“治理雾霾”，就觉得天下的道理都在自己手里——— 这种心态和做法要不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选择，其实都是一个说服的过程，要说服别人，最好拿出有力的数据和逻辑，而不是靠“政治正确”。眼下，最大的“政治正确”就是雾霾治理，但在这个名目下，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刘采萍：东飞所言甚是。大污染源清理不力，单单揪住鞭炮，好像有点挑柿子专找软的捏。再比如环境专家所说的“除夕PM2.5暴增80倍”，那么，禁放烟花爆竹，减少这80倍，就能保证2013城市蓝天白云了吗？原来说，市民取暖的锅炉导致大气污染，都强制拆除了。结果集中供暖不到位，三天两头停暖气，却换得“史上最严重雾霾”。“拆锅炉”有一套“科学决策”的解释，治雾霾又有一套“科学解释”，此科学彼科学，专家也好政策也罢，随意性是不是有点大啊？
周东飞：治理雾霾也有一个既要打苍蝇也要打老虎的问题。什么是苍蝇，鞭炮恐怕就是。不是不要打，而是说，不能看到苍蝇，就以为苍蝇是万恶之源，反倒把老虎给忘掉了。什么是老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重雾霾，这恐怕是雾霾猖獗的最大祸根。在今年之前，我们偶尔也会遇到大雾或灰霾天气。可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地球仿佛一下子调整到了“戴面纱”模式，这次雾霾距离上次雾霾才几天工夫啊。是天地突然不仁了吗？
是我们对天地不仁，天地能忍，但忍耐终有限度。到了临界点，从此雾霾成了常态，这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情。但是，光绝望是没用的，必须拿出办法，拿出行动。这种行动不是想到什么是什么，而是要抓住关键。我说过自己不放鞭炮，也赞成倡导人们少放或不放鞭炮，但反对在没有绝对说服力的情况下滥用强制。要相信民众的素质，一旦理解了问题的严峻，他们是会成为建设力量的。
李妍：在治理雾霾这个问题上，既然是“同呼吸，共责任”，那么就不能仅是每个公民个体的责任，政府、企业都应该主动参与到这种责任共同体中来。
对企业来说，主动遵守环保规则，参与治污减排、空气清洁的公共事务，也是一种责任。对政府来说，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格局，舍弃一部分高污染GDP，同时也要区域协调治理空气污染，推动空气立法……当然目前来看，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拿出环境污染的基础数据，这才可能有效承担下一步责任。
思考
年味或许淡了，文化民生可别轻慢
刘采萍：放鞭炮，除了牵涉紧迫的雾霾问题，还涉及一个争议，那就是：现在中国人“过年”过的这个“年味”，到底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现在旅游过年的人多了，去海南、去东北，甚至国外，躲开春运、躲开污染、躲开繁文缛节，“年”就是一个假期而已，鞭炮无足轻重。但对于另外一些中国人，“年”意味着辛苦到头的一点犒劳，意味着必须给家人的一点闲暇陪伴。而回家过年，传统节庆内容就剩那么一点，放鞭炮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图景之一，废了，味道就更淡了。
周东飞：说现在过年越来越没“年味”了，这可能跟社会的发展有关。今天，年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似乎就是过去式的东西，停止生长，只能用来缅怀。
或许，一切都是演化着的，春节之类的传统节日到底会往哪里去，谁也说不准。现在看，“年”的休闲意味要明显大于其他价值。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就越需要珍惜。比方说，放鞭炮——— 既然大家有兴趣延续民俗，又何必找借口把它禁掉呢？鞭炮可能会加剧空气污染，可放鞭炮所带来的民俗气氛是无法购买的。天空可贵，精神的天空同样可贵。愿意放弃的，听从其选择；不愿意放弃的，也听从其选择。历史的演变、民俗的演变，用不得蛮力。
李妍：广阔的民间缺乏一种能够充分体验的、欢快健康的文化娱乐，没有原创精神，也没有民间参与。有的，只是程式化的狂欢和颂扬，这往往很难深入人们的心灵。所以，一有人倡导禁放鞭炮，很多人的反应也挺强烈，觉得不放鞭炮就失去了年味。这其实还是因为我们根本就缺乏多元的春节文化，去充实和滋润孤独的春节。
刘采萍：情感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国民普遍的权利？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会后他谈到一个问题：要高度重视民生，民生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文化。过去说民生、说国民福利，往往更重视经济利益方面的保障和平等。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既然文化是联系我们种群的精神纽带，那就必须承认我们对此也是有平等追求的。这并不能以经济地位的差异而被抹杀。因此，保障国民“文化福利”底线上的平等，这是不是政府责任的题中之义？
周东飞：对鞭炮看不惯的人，往往拿鞭炮说事儿。比如认为火药传到欧洲，人家用来制造枪炮开疆拓土，我们却只会用来制造炮仗燃着玩儿。这种说法不是误会就是谎言。明朝反元靠的正是火器。中国后来的落伍不是没把火药用到正途，而是科学技术整体上落后了。而这种落后，是专制封闭的必然结果。
李妍：采萍刚才提到的“文化福利”，其实就是政府对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兜底。遗憾的是，我们的春节，更多只是个体的孤独度过，很少能享受到公共文化上的福利。
其实，我也挺好奇，为什么同样沿袭东方传统习俗，大陆人老喊没年味，却很少看到香港人说没年味呢？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原来人家春节文化的选择挺多元，或者说是“丰富”了。港味新年中，每年的花车巡游，是非常盛大的狂欢活动。香港也禁止放鞭炮，所以到过年时，会集中在维多利亚港湾两岸举行烟花汇演，这种集中而非分散的烟花表演，对环境影响相对小一些。除了大型的公共活动，还有各种民间传统穿插其中，比如花市、舞狮、看贺岁杯赛马、游园等，港府一致致力于保持和推动这类传统年俗，这都给港人的春节生活增加了色彩。
所以，春节放不放鞭炮的议题，目前来看，只能充分尊重个人选择的话，长远来说，立足老百姓的文化福利，激活创意和创新，增加多元选择，恐怕也是政府下一步需深入考虑的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可能就不会在“放不放鞭炮”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了吧。
取舍
环保与传统两难间，唯有共识于理性和自省
刘采萍：只有自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克制的必要。在雾霾与鞭炮的争论上，我们在“放”与“不放”之间拥有更自由的表达和更富弹性的选择，可能有助于培育起对彼此、对社会的责任共识。那些不像是过年，倒像是炫富、斗狠一样的“疯狂的炮仗”，才会逐渐失去围观和市场，传统才会重回温暖人性的本来意义。但是，个体可以在自省与自觉之下取舍，作为一种公共政策选择，理性的路径在哪里呢？有人提出：把这类问题交给市民去投票解决，二位同意吗？
周东飞：我觉得，提出这样一个议题没有错。禁或者不禁，可以讨论辩论嘛。投票，也要在充分讨论、相互说服的基础上。但如果真的没有证据表明“禁放鞭炮对治理雾霾有很大帮助”，那么生生去投票是莫名其妙的。
刘采萍：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不是厘清和公开雾霾与花炮之间的联系，保证讨论有一个对话基础？
周东飞：政府做好服务和引导就是了。就像开车一样，少开车肯定有好处，但是你能要求谁不准再开车吗？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需要深入认识和讨论。比方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少开车有助于治理雾霾。可是，今天看到一个资料，说在这个笼统的汽车尾气数据中，卡车的贡献率其实占了78%，包括公交车、小汽车等在内的乘用车的贡献率是22%。
所以，数据研究要透彻，不是为了找借口，而是为了逼近真相。
李妍：每个人可以运用言论权，去主张、游说、警示，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放在烟花是否禁放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在网上发起倡议或投票，甚至可以在小区、社区里做少放、禁放的宣传，这都算是一种局部的民主。但这种权利的主张，我认为只能够停留在倡议和表达阶段，在没有确切数据之前，也必须尊重另一部分人放鞭炮的权利。
周东飞：环境专家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发布“燃放指数”来引导市民，我觉得挺好的。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和引导民众少放、不放，这未尝不可。服务和信息提供到位，要相信民众的素质。
刘采萍：起源于“庭燎”的放鞭炮贺春节，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因寓意吉祥喜庆，又被称作“平安爆竹”。然而两千年后，生态、生产、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到底能不能带来“平安”，又如何与变迁协调，很多人左右为难。但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公民私生活与公共利益对接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要特别约束权力的越界冲动与“一刀切”的简单逻辑，广泛的信息公开、意愿征集，以及开放和论证交流，都极为重要，否则一时厉害权衡，长远却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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