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好比一道大餐：大鱼大肉一大锅，再放一大把辣椒、胡椒当调料。调料不中吃，但看上去红红火火，吃起来也便有滋有味。什么是年味？就是年俗的色彩、味道，是民族节日的元素与民族情愫的表达。只是它并非存在于舌尖之上，而是存在于性灵之中。如果说梳理人际关系、谋求社会和谐，是年俗这道文化大餐的大鱼大肉，那么节俗的标志元素——譬如鞭炮，便是其中的调味品。记得小时候，只要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便感到了热烈的节庆氛围；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了鞭炮，只要大街上冷冷清清：该关门的关门，该回家的回家，便知道年要来了。
文化与生态建设，关乎人类的灵魂安置与生存环境，同样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行政管理的核心目标。只是有的贵在历史传承，有的贵在当务为急；有的藏在心灵的深处，有的摆在社会的面上。
不同的立法目标与社会价值难免有时冲突，但法律治理的逻辑，应当是综合平衡而非一根筋。易曰：“涣汗其大号。”立法无小事，一道强制性的立法，足以切断千百年的传统，改变民俗的面貌；但环境的恶化，不是鞭炮惹的祸。城门失火，何必殃及池鱼？
保护环境，无疑是当务之急；青山绿水，无疑是人民的渴盼。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生存危机，也造成了包括环境破坏在内的毒副产品，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建设同样意义深远，但创新的基础是传承，发展的前提是保护。对节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已写入了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自古中国政府的管理目标，除了应对当务之急，也包括以文化人、教民成俗。其中节俗来自于历史长河的积淀，寄托着深沉的民族精神，正是可以依靠、顺应的自然之力。根据眼下的管理目标“移风易俗”，也许只需一纸政令，但如何厚植民俗文化，从而明德新民、可大可久，是同时需要做足的功课。
回顾几十年来城市发展，在历经求大求洋的现代化维度之后，开始了对城市文脉的回归；在鞭炮的禁与限中，也发生了若干的演进。政令之先，总有民众的切肤之感。解决环境问题，根本之策并非问责于传统，面对当前的压力，限放即可，加大限放力度亦可。
但一项看似寻常的民俗背后，往往是深厚的文化与人性基础。政府的职能，贵在与世俯仰、随时损益，恐怕也应多一点顺应，少一点强制。鞭炮除了表达喜悦、渲染气氛，诚然并无多少可取，维护节俗的这一重要元素，是因为一千年后子孙还要过年，不能让后代漠不关心节俗是什么。修复眼下的生态环境，在于指向环境危机的根源，做好社会经济的日常功课。
鞭炮放不放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不同年龄、性别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可以放，是因为珍惜节俗这岁月的节点；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放一点，因为和城市的环境休戚相关。放与不放，引导为主，节日怎么过，还是交给民众自己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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