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毕业季节。南开大学又有33名博士生，因学习超期未达到毕业要求而没有戴上博士帽。自2006年首次实行淘汰至今该已有168名博士生未能正常毕业。可直到今天被“淘汰”不仅依然是个“大新闻”，甚至仍然不为公众所理解。学生家长、部分群众即对学校的“不通人情”、“铁面无私”表示不解。这既是对我国“严进宽出”教育模式的惯性思维，亦是对“严进严出”创新改革单兵突进的不平。（11月13日 人民日报）
从大学的“零淘汰率”、“保险箱”式教育，到引入淘汰和退出机制，已有几个年头了，诚可谓至今已觉不新鲜。北京大学针对本科生规定：连续两个学期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GPA)低于 2.0并且这两个学期不及格课程超过10学分的；在校期间，考试不及格的课程(无论重新学习与否)累计达到或超过20学分的，将会有主管教学的老师同该同学商量退学事宜。国外高等教育的“淘汰率”更高。加拿大大学一年级学生6人中就有1人无法完成大学教育。丹麦大学平均淘汰率为30%，部分专业高达50%－60%。
显然，国外高淘汰率是建立在“宽进”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教育培养制度中，“博士生”的入门门槛相对宽松，但“博士候选人”的遴选却非常严格，淘汰率也很高。“博士生”必须在一到两年内通过包括笔试和口试在内的相当严格的博士资格考试，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以此保证那些既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同时又具有充分条件（包括自由的时间）的人来攻读博士学位。正因此美国1/4到1/3的博士生淘汰率，既是一种质量控制，亦是一种自然的汰出。一些缺乏学术研究能力和持续兴趣的人，则选择了退出。
我们博士生教育却差参不齐。近年来，颇有些大跃进的倾向。有资料显示，目前在校博士生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全国已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300多个，目前仍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10年，其培养规模将位居世界第一。（2006年05月16日扬子晚报）博士生的考评标准亦十分单一，主要以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来衡量。可博士生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培养方案、导师组、资格考试、开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审、答辩评议导师回避和学位委员会审查等诸多单元的成熟运转，才能搭建完善的博士生培养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则缺乏成功成熟的质量控量系统，相应的包括博导教授水平出现矮化现象，导师成了老板，而学生成了打工者，甚至抄袭剽窃等学术风气日益败坏，都直接影响着，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现在研究生管导师叫老板，事实上，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就是老板和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关系”。曾在校内论坛上再次发帖《The End》（意为结局），称“绝食退学”的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张南（化名）宣布最终决定休学一年，正是此种教育的受害者。（2009-10-24新京报）
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蔡卫光曾将他的同学分为三类：一种是“意气风发”型，热爱科研，有天赋又努力；一种是“迷茫”型，热爱科研，想从事相关工作，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很努力却成效不大；还有一种是“玩票”型，并非因为兴趣而搞科研，仅想借助博士学位作为跳板，或抱着其他目的。后两种从长远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合格的博士。可见，中国的博士生教育需要更加严格的淘汰制。不仅是学校要有更明确、清晰的学业目标和水平要求，更灵活、弹性的管理制度，更透明清晰的管理程序，让淘汰成为最后出口而非杀手锏。作为学生来说，亦应逐步适应这种淘汰机制，有必要对自己的学术专业和创新能力做出重新的审视和评估，抑或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主动退场或转场。那么，这种“淘汰”并不意味着失败，而只是人生重新选择的开始。
淘汰更多的学生并不是高等教育的自豪，目的在于发现问题、有效干预。有专家指出，淘汰制度对于大学来说，如果前面的程序都做好了，根本用不到。其实，公众对教育的不满意，包括对于博士生淘汰的不理解，更多的是在教育培养过程自身，人才培养的效果与公众的期望有差距，对于教学和学术见气的败坏更是啧有烦言。正因此，比完善淘汰机制更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培养阶段全过程考核和质量监督等制度，从培养数量的增加全面转向质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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