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字：赵海建
本报讯 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有不少媒体不忘诋毁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里，中国表现更引人注目。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听中国怎么说”已成为一种常态。
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而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干脆直接打出了“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的题目。
于是，国际上开始热炒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中国家希冀从中找到富国之路，发达国家也试图借此寻求复苏的灵感。但人们很快发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中国模式”的深层动机，那就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捧杀”中国。
本报讯 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所谓“中国模式”从此“名声大作”。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使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认为中国以此将“拯救世界”。
英国《卫报》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他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伴随着对“中国模式”的热炒，西方国家似乎对中国充满了期待。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弗朗西斯·福山
频繁热炒
热炒“中国模式” 鼓吹中国“拯救世界”
本报讯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抱怨。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种植人参的兰迪·罗斯说:“几年前，我们种什么参都行。我们种的他们都买。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怎样让他们满意。他们正在改变我们。”
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但西方对中国期待远非如此简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 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热炒所谓的“G2”模式，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共治”时代。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G2”概念，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气候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指出，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没有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很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但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西方国家显然居心叵测，试图用气候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分析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西方认为既然中国富起来了，就应该“少享福”，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例如，世界银行一再声称中国“已经毕业”，将不再是世行贷款的受援国。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西方一再压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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