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国外，烟花爆竹是一种乡愁，年少时，烟花爆竹是一种童趣，长大后，烟花爆竹是一种传承，那么，往后没有了烟花爆竹，春节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李志青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在国外过春节。所谓“过春节”，也就是在工作日里早点下班，去超市买上一些中国传统食材回家，与熟识的朋友们一起做饭、聚餐，菜是故乡的菜，人是故乡的人，就这样，边谈天说地，边收看春节联欢晚会，一直到酒足饭饱，夜深人静之时，大家方才散去。这样的春节，回想起来，似乎显得有点单薄，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是因为没有了热热闹闹的过年氛围？没有了对联和拜年？还是因为没有了那个乒乒乓乓响不停的烟花爆竹？
也正是在那年春节的第二天（正月初二），我们从美国返回上海，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老家，马上就感受到了春节的另一番景象，感觉好像从早到晚都是在赶各种各样的场子和拜年，要么是赶亲朋好友家的场子，要么就是赶自家的场子。而一到晚上，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就是带着孩子燃放烟花爆竹。以前叫放炮仗，也就是各式各样的鞭炮，主要特点是“声音响”和“好玩”，够热闹。后来，不知不觉鞭炮变成了烟花，它的特点也变了，不仅是声音仍旧够响，而且还要好看，要壮观。
自己放烟花，带着孩子放烟花，一下子让人似乎回到了童年。过去，每到过年前后，每家每户都要放鞭炮，但放鞭炮并不是为了热闹和好玩，而是为了图个吉利。所以，老一辈对于放鞭炮抱有虔诚之心，不仅对放鞭炮的时间很有讲究，而且还要同时举行一些祭拜仪式，他们叫这个为“拜祖公”。在桌子上点着香，摆上好吃的，烧些纸钱，再放鞭炮。往往在除夕的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小孩子都还沉浸在梦乡里，外面就突然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不过，这样的鞭炮声很快结束了，不会像现在一样，一放就放个不停。想必，在传统文化里，重要的是鞭炮的响声，而不是鞭炮的数量。
除了大人为了图吉利放烟花爆竹，小孩子也爱放。当然，小孩子放的大都是娱乐型的那种，为了好玩才放，记得有种叫“甩手炮”的鞭炮，个头不大，声音挺响，可以有各种玩法，只有大一点的孩子才敢去点放那种很大的炮仗，不过的确有点危险，记得周围就有孩子在放的时候炸伤手。
一旦恢复这样的记忆，脑海里就怎么样也摆脱不了春节里放烟花爆竹的强烈愿望了。这些年来，只要条件允许，无论烟花爆竹变得怎么贵，总要买上一些来过过瘾，不仅自己放，而且还带着孩子一起放，喜欢看到黑夜里烟花爆竹绽放的景象，更喜欢看到年小的孩子们围绕着烟花爆竹，既胆怯又好奇的样子。其实，烟花爆竹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习俗，也不是一种奢华的娱乐，而是深入骨髓的文化符号。
到后来，为了产生更大的视觉效果，烟花爆竹的个头变大了，笔者看到过的最大礼花弹，面积将近一平方米；它的成分也变复杂了，从天然的黑火药变成了各种合成的化学品。这样一来，不仅给放的人和区域带来危险，而且对生产的人、运输的人、存放的人都带来公共安全上的危险。所以，在出现了系列安全事故后，烟花爆竹也就在绝大部分地区被禁放了。
然而，经历了千百年演进，烟花爆竹显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虽然在形式上被明令禁止了，但其文化影响力却无法根除，很快大家便发现，禁令只不过使烟花爆竹的生产和燃放走入地下，这反而更不利于安全的维护。
因此，也就过了数年，烟花爆竹的燃放就在大部分城市被解禁了，但同时多了一些限制措施。譬如，在燃放的区域上有了限制，再譬如，在销售许可上也有了限制。除此之外，最大的一个“限制”则是市场价格。也就是从这次解禁开始，春节里燃放一次烟花爆竹的成本不再是几元、几十元了，而是要花上数百甚至上千元，变成了一笔不小的节日负担。
这样的限制措施显然逐渐发挥了其预想的效果。根据公安部的有关通告，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两个春节，“全国未发生致人死亡的烟花爆竹燃放安全事故”。
近年来，在诸多措施限制下境况有所改善的烟花爆竹又添新罪，这次的罪证是其污染性。据研究，烟花爆竹的燃放会造成重度空气污染。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仅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除夕夜里，全国范围内便有6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出现重度及以上的污染，污染的主要源头便是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在环保部门看来尤为罪孽深重。其理由是，每一次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重度空气污染，都可能将城市全年的日均空气污染浓度提高一毫克，这无疑会影响到某些政府部门的政绩和指标评估。所以，正是从今年开始，尽管之前的燃放许可并没有更改，但主管部门的口气却已经变得越来越勉强了，一是建议大家少放，二是进一步严格设定了燃放的条件，那就是不要触及空气污染的警戒线。
照这个趋势下去，烟花爆竹将在数年内从春节习俗的单子上消失，即便过了空气质量这道坎，也会因为或这或那的不足而遭诟病。不过，有意思的是，烟花爆竹在国外的发展与国内的没落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中国烟花爆竹的出口额已经达到了7亿多美元，并占据了国际市场90%以上的份额。
如果说，在国外，烟花爆竹是一种乡愁，年少时，烟花爆竹是一种童趣，长大后，烟花爆竹是一种传承，那么，往后没有了烟花爆竹，春节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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